4.履行判决应当尽可能具体明确 履行判决有两种判决方式，[15]一是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具体如何履行法定职责，判决不做限定。

[91] 最后，法院必须对与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相关的私法规范进行证成，包括私法规范是否符合基本权规范的规定、私法规范是否违宪、私法规范在系争案件的适用是否会侵犯到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权利等等，以使判决不仅在私法领域是能够证成的，在整个法秩序中也是能够被证成的，同时也符合私法实证化与社会化的一般原理。是以，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并不全然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模式(Alles-oder- nichts- Modus)发生效力。

[37]BVerfGE 45，187=NJW 1977，1525. BVerfGE 85，1=NJW 1992，1439. BVerfGE 115，118=NJW 2006，751. BVerfGE 96，375=NJW 1998，519. [38]BVerfGE 23，127=NJW 1968，979. BVerfGE 65，1=NJW 1984，418. [39]参见[德]Hans D. Jarass: 《基本权利：防御权与客观之基本原则规范客观之基本权利内涵，尤其保护义务及形成私法之效力》，李建良译，载Peter Badura, 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苏永钦等译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1页。在个案权衡的过程中，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各级法院针对各种侵害样态，经由案例的累积，形成了各种保护范围，尤其是关于自我定义、隐私、名誉、信息自主的保护。在这些问题上，联邦宪法法院遵循的是一种复合型的、体系化的思考，即以整全性的解读方式去认知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而不仅仅是直接效力/间接效力这么简单。[26] 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违宪审查的客体不仅包括法院的具体裁判，亦包括该裁判所适用之法律，因而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也可基于个人基本权利受侵害之宪法诉愿而得以审查。其三，《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人的尊严成为合宪法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并对国家作了规范性命令，要求国家尊重及保护人的尊严。

(二)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三大理论基础及其实践 1.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及其实践 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国家在私法领域中颁布法令应受到下列基本权利[52]的限制，因此私法领域的立法或劳工法必须按这些宪法原则来制定，这就为基本权利在私法中的影响提供了宪法基础。这些基本权利具有绝对效力，可以发展成具有直接拘束力的条款，不仅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受其拘束，私人亦然。但从陆案的一审裁定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摘要，法院对申请权滥用进行判定的法律依据、行为类型化标准、论证说理的逻辑其实远未阐明，而法院对与信息公开申请权相关的滥用诉权问题的裁定，以及将当事人列入类似黑名单的做法，则存在更大的商榷余地。

比如，目标信息已经是公开的，或者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已经获得了目标信息，但仍要通过申请程序要求行政机构提供该信息，经行政机构告知仍执意申请，该种情况下，申请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程序，但其目的却偏离了程序目标。至此，陆案在行政机关答辩、一审、二审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报中对此案所做的裁判摘要等环节，都凸显了同一个关键概念，即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有时也被表述为滥用知情权)，并强调这种权利滥用行为背离了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因而不具有正当性。英国信息自由法将此类申请直接定性为骚扰性的。很明显，我们很难对一个申请的成本收益进行精确的量化和计算。

即使很多国家对用途进行分类，主要也是从申请程序和收费等方面考虑。我国条例第13条规定了为了生产、 生活、 科研的需要(三需要)，但根据条例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三需要不应当被理解为是申请政府信息所必须符合的法定目的要件，而只是对公民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程序性要求(即说明义务)，不应据此来判断申请行为的目的是否正当或是否具备申请资格。

毫无疑问，行政机构在认定申请权滥用问题上的证明责任，是对其行政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约束，也在整体上有助于申请权与行政机构裁断权的平衡。对此，赞赏和担忧的态度同时存在。例如，在对无理纠缠申请的认定上，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强调，说明理由和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是行政机构应负有的程序义务。客观诚信主要是行使权利的道德标准，与客观诚信相对应的是客观恶信，也就是滥用权利的行为。

但从理性和逻辑维度看，上述问题的存在，指向的是如何改进信息公开的法律机制以保障知情权的有效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或否认知情权滥用的问题。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认为：公共机构在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时，重点应该考虑申请是否可能造成对行政机构产生过度的和 不必要的干扰、激怒、或苦恼。一些论者指出，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期待关系模式，当事人基于这种关系模式而产生某种对他人行动的期待，这种期待同时也就为权利人设定了特定的义务。若从这个意义理解，在公法领域中的个体权利，始终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不对称挤压。

对于该案涉及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即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到目前为止，尚无系统讨论和分析。但是，在公法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

反复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不一定是纠缠式申请，但应重点审查其申请行为。比如，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如低保、经济适用房购房资格等)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标准认定，也必须依法定条件和要求行使，否则即构成违法或滥用，导致权利失效。

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认定，所有权人对其权利恶意且没有正当利益的行使，构成滥用权利行为，据此，法院判令拆除被告所建的烟囱。从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即便在公共言论的语境中，煽动叛乱、恐怖主义、鼓动种族仇恨的言论、甚至要求禁止某些言论的言论显然是应当受到抑制的。正因为仅仅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权利滥用原则很难对诉权进行限制， 国外的实践出现了通过制定法对诉权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实践看，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禁止诉权滥用的要求。权利行使的公共功能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从知情权行使是否与自己利益有关来判断申请人是否滥用了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只具有个人的自利性目的，而是具有复合性目的和功能。因此，在传统的公法领域，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及新兴的行政规制、互联网规制、社会法等领域，都涉及到禁止权利滥用的问题。

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的知情权，特别是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使而言，虽然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法定权利，但从权利行使的外部性、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公民行动的理性精神的提倡等多角度看，知情权滥用行为也需要在法律原则、规则和实践层面受到约束。(二)权利滥用在公法领域适用的不同情境 无论在私法还是公法领域，权利的相对性都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存在一些约束性条件，而这正是禁止权利滥用的逻辑和法理基础。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正式进入制定法规范体系，始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根据这份大纲，纠缠性申请是指，申请会给公共机构带来重大的负担，但同时(1)申请并没有严肃的目的或价值;或(2)其目的就是骚扰或麻烦公共机构;或(3)在效果上会造成骚扰公共机构的正常工作;或(4)申请行为在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人看来是不合理的或者不成比例的。

不过，在立法层面尚没有提供必要判定原则和标准之情况下，这样的司法回应不可避免会带有很强的司法能动主义色彩，也很容易遭遇合法性质疑。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县巡回法院裁定，行政机构无需回复这些申请。

二者在法哲学观念、行为模式和判定标准三个方面存在不同：(1)在法哲学观念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主要强调了权利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而诚信原则重点在于强调法律权利的道德义务。(三)滥用知情权的分析框架 我国条例并没有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但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界定对作为一项公法上基本权利的知情权的滥用，需要秉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将知情权滥用的判定置放于一个得到良好指引的分析框架之下，方能在对权利行使进行指引和规制的同时，也防止滥用知情权之概念的滥用。英国信息公开高等裁判所在前述案例中明确指出：信息自由法第14条关于无理纠缠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共机构宝贵的资源免于浪费或不成比例的配置。

在我国的制定法意义上，知情权即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来源于条例第1条的规定;信息公开申请权则属于知情权的一项内容，其直接法律规定是条例第13条。实际上，个人权利行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

今日，知情权保障和落实的不足与知情权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同时存在，但却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但是，由于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和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个体权利的功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应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公法领域的适用与其在私法领域中的适用也存在不同，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该指南强调，虽然信息公开的立法旨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但是，少数申请人有可能滥用立法所规定的权利，这些权利滥用行为可能威胁甚至颠覆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威性，浪费本该配置到更值得的申请事项上的资源，并影响公共机构的正常运作。从比较法角度看，一些国家注意到这一程序正义问题，因而设计了相应程序机制予以化解。

具体而言，这种公共价值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共同体之维系所依赖的公共理性、合作和最低限度的信任。基于以上的不同，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立法和学理价值，也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更为均衡的权利文化，如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所言，今天，大多数法律制度都在试图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表现加以控制，控制的方式是通过法院判决或立法发展出一种广泛而略失雅致地称作滥用权利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的统一。前述申请行为人的主观测试标准，除非在明显可判定主观不诚信的情况下，否则大多数情况都必须同时考虑申请的手段、方式等客观要素而进行综合判断。

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申请权滥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为原则的过分宽泛化而导致对知情权行使空间的挤压。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二个路径，是提炼一些操作性标准。

对于这种欠缺主观诚信，被判定为恶意申请的行为，虽然也可以用信息不存在为理由加以拒绝，但对这种申请进行拒绝回复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一种回复，因此，在判定某申请具有主观恶意时，应将其界定为恶意申请予以拒绝。在英国，公共机构如果认为一个申请构成无理纠缠，则申请人可以向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提出异议;对异议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相对独立的裁判所提出申诉，后者对争议进行裁决;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裁判所的裁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有最终裁决权。

在实践层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信息公开，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也不乏信息公开申请专业户和将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作为与行政机关进行利益博弈策略的象征性行动。权利滥用之概念，本身就暗含了对权利绝对性的限制，指向一种权利相对性理论。

(责任编辑：蓟县)